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了共和国第一代女电视播音员吕大渝的自述《走近往事》。
吕大渝少年时便因其独特气质、姣美容颜而获得向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外国元首敬献鲜花的殊荣；十岁那年拍摄了电视《祖国的花朵》，其中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至今仍被传唱；1960年，十六岁的她在众多候选人中独占鳌头，叩开了中央电视台大门，与沈力、赵忠祥一起成为我国第一代电视播音员，他们在开创中国的电视事业中共同度过了美好的青春时光。然而“文革”的开始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也直接影响了吕大渝的个人命运，她被以“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定为“现行反革命”，之后等待她的命运便是“牛棚”、“干校”，历经磨难与艰辛；1978年，已获平反的吕大渝随邓小平访日，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风靡日本，被日本人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号人物”。
“世事茫茫难自料”，吕大渝从未想到已过不惑之年，还离开故土，远走异乡，为自己的前半生划上了“欲说还休”的句号。下文是从书中摘录的部分内容。
一九七八年十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签字仪式在东京举行。代表中日双方签字的是历经十年“文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为此，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一个十多人的小组随同邓小平进行卫星传送报道。
那年我三十五岁了。
众所周知，电视播音员与电台播音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只被“听”，还要被“视”，为了在镜头前举手投足得体，除语言技巧和内在素养外，形体训练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文化大革命前，沈力、赵忠祥和我，都在形体动作上有过训练，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的业务，招收播音员的时候，不再考虑屏幕形象，更不会对形体动作有所要求。一九七八年打开了封闭十年的国门，随同国家领导人出国采访的任务来得又是那样突然，这让那些未曾在镜头前有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电视播音员一时何以适应？
九月初，文艺播出部主任石凤山向我下达赴日任务时强调了在镜头前的举止。虽然我有着不负众望的信心，可我十分担心自己那神经性咽炎的嗓子不能胜任工作。但老石说，已经这样决定了，赶快抓紧时间治疗吧。他还嘱咐我暂不要对任何人提及赴日采访的事情。
闭关锁国的十年来，只有着“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之类的宣传，中国人对真实的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一个堂堂大国的电视播音员，别成了一问三不知的傻瓜。出访前，我真想好好做些案头工作，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对中日关系和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有所了解。但我万万没有料到，仅仅为了寻找一双去日本需要的白皮鞋，我利用日常工作之余，跑遍偌大的北京城，弄得筋疲力尽，狼狈不堪，几乎焦虑到登机前的最后一天，根本没有一点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
邓小平一行正式访问日本前一星期，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就抵达了日本。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活动正式开始之前，采访小组在东京街头拍摄花絮报道的时候，我已经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通过NHK（日本放送协会）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风靡了日本。NHK跟拍了采访小组的活动，在电视中播放。报刊杂志也把我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号人物”。
今天看来，白色的西服实在是一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着装，只因为在“文革”中，全中国男女老少衣裳的颜色几乎是清一色的兰、灰，外加“国防绿”，款式也几乎是“男女都一样”的两用衫和不合身的长裤，因此，日本人才会在我那身白色西服上大做文章。我的着装使他们活生生地感受到“四人帮”阴霾的散去和中国正在开始发生的变革。
在东京NHK的演播室里，当我坐在日本美工人员以泡沫塑料精心刻制的桔红色中国地图和淡黄色日本地图后面，面对着那幅巨大的中国版图，我有着自信和自豪的感觉。我相信，当年的中国观众看到荧屏上那幅巨大的中国版图，也一定有着作为中国人的骄傲。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向中国观众播送邓小平访日专题报道的时候，我的那身白色西服，也给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中国电视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至今仍然认为，从服装的价值和产生的作用来看，那是有史以来发挥过最大效益的白西服和白皮鞋。但是，在那个年代，为了它们的配套，为了有身像样的出远门衣服，却是那样艰难。
十年浩劫，百业待兴，电视播音专业也开始步入正轨。于是，我又重操“旧业”，做预算，打报告，申请播音员的化妆经费和服装款项。费了将近大半年层层审批的周折，终于为每位播音员申请到了两套演播服的经费。八月下旬，我终于走进了红都。当年，红都是一家老百姓得凭单位介绍信才能订制衣服的服装店。
服装的色彩和样式可以自选。根据以往的经验，并不是年年都能添置新装的，所以，我在选择上费尽思量。在预算之内，我以一件黑色呢子大衣配以长裤充当了一身服装，另外一套，我选定了白色的西服套裙。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国际交往逐渐多了起来。经常受命去采访那些来华外国元首的专题部记者王元洪总是找我去作“提问者”。虽然播音员与那些外国大人物一起在屏幕上亮相时以记者身份出现，但所提的问题，常常是编辑、记者事先拟定好的。当年我在中国做电视播音员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照本宣科的提线木偶。
我在工作中很好合作，王元洪又是个喜欢在节目中出新的记者，他的设想我都会很好体现，但有一次，只因为我缺了一件呢子大衣，就没能实现他的意图。
那是去钓鱼台采访一位外国元首。王元洪想拍一组我从院子里步入贵宾楼的外景镜头。主意倒是不错，借此，可以让观众看看钓鱼台院子里的景致。虽然我穿着挺括的演播服，但那是室内的着装，即使我豁出去挨冻，在冰天雪地里只着单薄的西服而不穿大衣去采访国宾，实在有些不合时令，但我没有呢子大衣。我穿的一件十多年的旧棉猴，严冬时节，虽然骑车上班御寒颇为实用，可穿着它去采访国宾就寒酸得太过分了。于是，王元洪的打算只得作罢。
这就是我处心积虑以呢子大衣配长裤冒充一套演播服的缘由。后来，那件神气的呢子大衣在工作中数次派上了用场。
那时，北京的风沙和灰尘太大，不要说有人敢穿白西服，可能连想都没敢想过，但我却毫不犹豫地把另一套演播服选定了白颜色。
算我走运，当我被通知赴日采访的时候，那套白色演播服即将完工。冥冥之中似乎有位护佑着我的神明，让我早早就开始准备起日本之旅的服装。
可是，为了寻找一双能与那套白西服匹配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我伤透了脑筋。
如今，若想在北京买双白皮鞋可谓易如反掌。但在一九七八年，能买双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唾手可得，一双白皮鞋岂不成为奢望？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天，我才通过一位朋友的“后门”，买到了一双国家体委派遣体育代表团出访时，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入场时穿用的方口横带白皮鞋。虽然鞋跟仅高一寸不到，皮子质量又不好，没两天就走了形，但我已谢天谢地，总算能对付着出远门了。
在日本，正因为日本同行喜欢业务过硬又热情淳朴的小曾，正因为“极左”思潮的阴影还没有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除干净，便发生了“交换衣服”的不愉快事件。
早年因公出国的人员，并没有随便抓起就可以走出国门的两件衣服，大家都得依照国家规定领取有限数额的置装费，制作两套出国服装，回国后只需上交一套。另一套只用三十元人民币的优惠价格就可购买下来。男士大都订做中山装和西服各一套。他们一般都会把置装经费主要用在中山装上。因为当时中国着西服的人尚不多见，所以男士回国后上交的都是西服。为了回国后的实用，女士们很少定制裙装的，一般都是长裤打扮，很少考虑国际场合的惯例。
有一天，小曾悄悄跟我商量，一位身材和他相仿的日本同行说，他喜欢中国的中山装，想用自己的西服交换小曾的中山装，“怎么办呢？”小曾问我。
我觉得这是友好的表示，并无恶意，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如果予以拒绝，会伤害那位日本朋友的感情。但是，基于不许接待大老远来访的日本女孩的经验，我对小曾说，回国以后，这套衣服就归他所有了，他有权处理自己的私有财产。庄则栋的“乒乓外交”不也没请示就干了吗？所以，不必和任何人讲。再说，反正没两天就回国了，这几天，只穿自己的西服也混得过去。我还说，从中日友好的大局说，就算把中山装送给那位日本朋友也不妨，从个人私心看，那身日本西服要比中山装值钱得多，小曾也不吃亏。
并不是小曾舍不得那身中山装，不然他也不会来找我商量。或许是中国人在十年“文革”中被整怕了，小曾仍然心有余悸，他最终也没敢接受我“无组织无纪律”的建议。为了“不犯错误”，小曾和那位“极左”的领队汇报以后，非常沮丧地告诉我，领队说，不许换！从明天起，再也不要理那个“家伙”了。
我不知道那位喜欢中山装的日本朋友第二天见到突然“翻脸不认人”的小曾究竟会做何感想？我也不知道小曾为了一件中山装而不理那个“家伙”的日子究竟是怎么熬过去的。
当然，吕大渝是何许人也对他们并不重要，在他们眼中，我是个中国人或大陆同胞的代表。
自从邓小平一行结束了在东京的行程，乘新干线到奈良等外地去访问以后，中央电视台留在东京的工作人员就搬到了步行便可以抵达NHK的一个小旅馆去了。
有一天，当我们从旅馆步行去NHK工作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一男一女认出了我。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他俩是台湾来日本的留学生，这两天从电视上看到了对我们的报道。在异国的土地上听到中国话，见到自己的同胞，自然感到亲切，特别是早在一九七八年两岸中国人还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对来自台湾的同胞，更应该礼貌待之。这是一种民间交往，应酬两句也是人之常情，绝对有益无害。但是，那位领队却在一旁极不耐烦又毫不掩饰地催促我：“快走快走，不要和他们讲话。”弄得那两位台湾同胞十分尴尬。他毫无礼貌的举止真让我不好意思。
邓小平一行离开日本回北京了。采访小组把专机升空远去的镜头传送回去以后，第二天，也登上飞机回国了。当大家刚刚坐定，只见领队脸上绽出了多日来少有的灿烂笑容，只听得他长叹一声：“啊，好啦，都回来了！”我这才恍然大悟：他多日来毫无水平的言行竟缘于担心采访小组人员的“叛逃”！
回想我在NHK化妆室里，他不时派人来询问何以化妆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在搬到NHK旁的小旅馆以后，得自己提着热水瓶去锅炉房打开水，站在热水炉边和也去打开水的NHK外事部门的盐岛俊雄先生打个招呼的时候，也有一位“依靠对象”前来探头探脑，还要问问我们“说”了些什么。惭愧的是，我除了一口极标准的中文以外，当时的英语只会说“早安”、“晚上好”、“再见”和中学英文课本里的“毛主席万岁”和“人民公社好”等毫无实用价值的句子。我连买东西询问价钱和找个厕所的英语能力都没有。而我的日语水平大概也和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受到过电影上“鬼子进庄”时“米西米西”一类的粗俗日语的“熏陶”。在NHK空闲的时候，除了能用些汉字与日本朋友作些笔谈以外，我能和他们“说”些什么呢？
当中央电视台采访小组完成了任务，在北京国际机场落地，进入海关的时候，同去日本的工作伙伴们都对我说：大渝，走在前面。海关人员就像欢迎出征战士的凯旋一样对我表现了超乎寻常的热情。我这才意识到，那次电视报道不负众望，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观众的肯定。在日本的土地上，我们与日本同行旗鼓相当，中国人的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也得到了日本人的尊敬。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